法律及其历史发展？

中国的法律历经千年,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近现代，源远流长，渐序完善。

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在共同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氏族习惯,由其调整社会关系、规范成员行为,部落首领在氏族习惯的基础上设范立制,促使了氏族习惯向奴隶制习惯法的演变。这是我国早期法律制度的萌芽。

在夏商时期，司法制度中神罚和天判占据了一定比例，但与此同时，部门法的数量渐渐增加，法律内容开始丰富，司法制度也在向前推进。周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礼刑并用”的法律制度，“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对后世的治国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历时500年,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是中国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建立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法制也随之发生变革。这一时期，实现了法律的成文化、公开化，并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

同时，商鞅改法为律，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律——《秦律》。为适应时代的变迁，各国诸侯分别实施变法，其中著名的变法行动就有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

秦汉时期社会得以发展，经济得以繁荣，成文法律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朝的统治者总结秦末动乱的根本原因，确立了“黄老无为”、“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董仲舒首倡“春秋决狱”的司法原则，这种“内法外儒”的法律制度，深刻的影响着汉朝及以后历代封建法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形式逐渐规范，律典体例趋于完备，条文规定简约明晰，“官当”“八议”“准五服以治罪”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立，不仅推进了我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唐朝历经290年，中国传统法律发展至鼎盛时期，《唐律疏议》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也产生于该时期。

同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中华文明圈国家法制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华法系。在宋朝，随着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我国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宋刑统》。明朝朱元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刑乱国用重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法制建设，颁布了《大明律》。

到了清朝，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其法律制度集历代封建王朝之大成，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完备的顶峰，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封建法制体系。

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思想文化教育的进一步腐朽，商业和市场的进一步压抑，吏治的进一步腐败，已昭示君主专制政治山穷水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开始推进全面法制改革：吸收西方法律理论与法律制度，改革司法制度，建立近代司法机构。迈出了中国传统法制向近代转型的关键一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掀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探索之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999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中国法治建设在实践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追寻良法善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依法治国。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党代会的形式对依法治国进行总体部署和全面规划，在新中国法治建设史上意义重大，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不断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依法治国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