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再现北京生鲜市场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事有点反常。一个巧合不奇怪，巧合太多就有点反常了，一般一件事超过三个巧合，我认为这事就不能再用巧合解释。

我们来看看，从武汉到北京再到美国都有哪些巧合。首先从武汉开始梳理。

时间大家都知道，在2003年曾经爆发过非典，但是非典第一例患者并不是在2003年，是哪一年呢？该病最早是于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顺德爆发的。而第一例有报告病例的患者是于2002年12月15日在河源市发现患病的黄杏初。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康复出院，后被认定为中国首例非典型肺炎报告病例。

2003年的除夕是1月31日，非典的第一个有报告的病例是12月15日。这次新冠疫情在武汉发生第一例往回推大概是12月8日，而今年的除夕是在1月24日。从这个时间上看，就是2003年和今年的春节时间都比较早，在一月底，然后病毒都是在差不多过年之前一个半月的时候开始出现。

按理说，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在春节期间出现更合理，但是如果要大流行，只有在春节之前就开始小规模流行，然后利用春运才可能造成大范围的流行。而且在中国，只有春节春运才有这样的时间窗口。但是这两次就是这么巧，就都是春运前。

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在2019年10月18日的时候，武汉举行了世界军人运动会，但是在同一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与盖茨基金及世界经济论坛合作，模拟了一场全球瘟疫流行的桌面演练。这场演练名为：Event 201，邀请了15名政府、商界及公共卫生领袖参与，演练在瘟疫流行下如何在不同政策选项中作决定。

该演练模型假设一种名为CAPS的新型冠状病毒，如SARS一般致命，又能像感冒一般轻易的传播，由于还未研发出有效的疫苗，因此能够迅速传播，导致一场全球性的瘟疫大流行。

这是第一个时间上的巧合。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巧合。

地点非典和新冠，一个在广东出现，一个在武汉出现，这个地点上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背后的关系不是地理位置，而是这个位置的人口条件和作用。在2003年，那个时候要说哪里人口最集中，除了广东没有第二个地方了，那时候全国各地去广东打工的人数千万，不像现在去江浙沪，京津冀还比较分散，那时候我们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刚两年，广东的各种工厂是全国最多的，打工的流动人口也最集中。那么，病毒在广东出现，又是春运之前，在当时基本就是最可怕的事了。

而这一次在武汉有什么不同，就是现在外出务工不像过去那么集中在广东，北上广深相对比较分散，但是最大的不同是高铁的出现，人员的南北流动加大了，而武汉正是全国高铁一个核心枢纽。

这是这次新冠疫情跟非典相比较，在武汉的第二个巧合。我们再看看这一次北京跟武汉比还有哪些巧合。

菜市场之前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国内的第1次疫情，由于后期的消毒过程中破坏了现场环境，导致溯源的工作很难进行，而且当时在国内的舆论有被特别的引导，指向华南海鲜市场当中当时贩卖野生动物的摊位，所以当时国内一边倒的都是倾向于认为华南海鲜市场之所以会爆发疫情，是因为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的病毒感染。

然而这一次又一次是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疫情，新发地市场，作为北京乃至亚洲最大的蔬菜水果和肉类批发市场，每天的人流量非常巨大，在客观环境上确实具备了非常有利于病毒传播扩散的条件。这一次比较蹊跷的事情是，在新发地众多的牛羊肉，猪肉的摊位并没有检出新冠病毒，而根据新闻报道，主要的来源就是三文鱼案板。

根据科学界相关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属于冠状病毒科，β冠状病毒属，而β冠状病毒属主要是感染哺乳动物。像三文鱼这种海洋鱼类，成为新冠病毒中间宿主的可能性非常低。目前来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三文鱼鱼肉中存在病毒。

境外输入的一种可能的隐形渠道，就是出现在捕捞后的加工环节。我国每年的三文鱼进口量大概在8万吨左右，主要进口国分别是美洲的加拿大，智利，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欧洲的挪威。而这些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不排除在加工的环节，就有病毒存留在三文鱼鱼肉上的可能性，一旦在加工环节就留下了病毒，那么在冷链运输的过程中病毒可能会完好的留存下来，等到了零售环节，再经过解冻加工环节，就有可能感染接触者。

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三文鱼到达国内之后，在解冻加工的环节有感染者将病毒传播到了三文鱼的鱼肉上，继而形成了传播链。 要在这两种情况之间进行溯源，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对还没有解冻的进口三文鱼进行分批逐一检测，看看是否存在活体病毒。

这一次事件的发生，让人感觉有些巧合的就是，病毒跟三文鱼的关联，众所周知，三文鱼是最常见的生食肉类，也可以说三文鱼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从接受度和接受面来说，可能都是最高的一个品种。或者换句话说，在我们国内，生食的肉类，最多的可能就只有三文鱼。

那么生食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直接接触，而且是入口，这就是我觉得特别巧合的事，刚好这一次病毒就是在三文鱼上出了问题。其实就数量来说，其他进口的肉类数量要远远超过了三文鱼，但三文鱼与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以生食为主。从这个角度来说，生食三文鱼的感染几率要远远的超过其他肉类，但恰恰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病毒在三文鱼的切割案板上检出了，而且现在分离出来的毒株还跟国内流行的病毒毒株不一样。

从理论上来说，境外输入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于这一个类型的传播保持足够的警惕。由于去年以来非洲猪瘟的影响，国内的猪肉供应出现了短缺，我们国家在世界各地大量进口猪肉，牛羊肉，禽肉，这些肉类，在运输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采用冷链运输，这一点和三文鱼类似。

如果三文鱼的运输出现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那么其他肉类就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些肉类是以哺乳动物为主，而且进口来源国，更为复杂。这些肉类水产品进口之后，很有可能会分散到全国各地，比如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而在贸易链条里面通过进口端到零售端是有可能实现货物流向的定向控制的。这其实就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和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出现疫情背后有可能的隐秘关联。

而菜市场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环境差，一个就是人员流动性大。今天，全国已经对所有农贸市场集中开展消杀工作，就是为了堵住这个漏洞。

最后境外输入有多种渠道，全国都要赶紧查漏补缺。我们现在有点像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堡垒，不管是病毒还是想遏制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有可能在想方设法突破我们的防疫体系，在疫苗和特效药出来之前，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常态化防疫体系，来构筑起防病毒境外输入和内部反弹的战略纵深。

这些事情由于被发现到其产生严重后果，距离最开始有很长时间，很难找到比较有力的证据，这一次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溯源工作是做的比较好的，现场保护也不错，通过基因测序，已经明确了是欧洲方向，但是也很难有直接证据说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我们需要特别明确的一点就是，今后比较长的时间都会是美国全面深化遏制我们发展的阶段，有很多事是没法找到最后的真相的，但是在这个趋势里，已经决定了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但是，正如此次疫情一样，只要我们的制度基础在，发展优势就会在，有人如果来使坏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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