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发展阶段面临哪两个新挑战？

一、新的发展阶段面临哪两个新挑战？

在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仍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是我国绿色发展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绿色发展的创新能力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生态环保任重道远”。随着经济发展越过人均GDP一万美元的门槛，人民对公共生态环境质量的需求持续大幅上升，对绿色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但与此同时，生态环保领域的“供给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却面临较大制约。比如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格局变化剧烈，下游地区干流岸线开发利用比例高达40%左右，江苏沿江岸线不到1公里就有一个码头。这些都表明，生态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在与日俱增，导致未来生态低碳绿色的“供需缺口”不减反增。

二是绿色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绿色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断然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深远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这些复杂的外部环境都给绿色发展带来不小“变数”。此外，中国在绿色发展上自我加压，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并承诺继续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压力有哪些？

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难以适应并且精准匹配目前国内多层次需求的现状。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市场存在差异，传统制造业在区域间顺畅转移困难。

根据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传统制造业面临着向内陆转移的压力。

虽然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受制于市场、环境约束和区域政策条件等，中西部难以完全承接东部传统制造业的转移。

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有更高要求，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将更大，

而中西部地区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传统建筑业仍具有一定生命力，使得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经济激励不强。

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需寻找扩展国际市场的新思路，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传统制造业产品出口也面临挑战。

在供给方面，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劳动生产率、供应链效率等新的优势尚在孕育之中，传统制造业如何在国际循环中迈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上游，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需求方面，过去，我国传统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洲与北美，但是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影响，大宗商品市场动荡，这些市场对需求出现萎缩。

如何寻找替代市场，是我国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

三、中国的工业的重要性？

疫情打破了过去直线型的、平滑的、可预测的社会，给全球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我国来说，今年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以及“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这也加速重构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体系下的战略新定位。

在变化的世界格局面前，中国按照自己的节奏推出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的中期发展目标，也表明在百年未经的变局中，中国试图给出自己的选择和路径。其中，中国对于工业的规划尤其引人注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就表示，“十四五”期间（2021年至202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是去工业化。理解中国的制造业规划对于分析中国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无工业，不强国，这不仅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和方向，也反映出政策层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判断。

无工业，不强国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

由于农业受制于相对有限的产出，商业发展又必须基于工业之上，于是工业成为三个产业中真正具有强大造血功能的产业，对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举足轻重。事实上，资产阶级之所以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工业的发展让人类有更大的能力去改造自然并获取资源，其生产的产品被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人们的消费当中，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说，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就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18世纪中期后，英国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第一个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它首先出现在英国的纺织业，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飞梭，将织布效率提高1倍。1764年，织工兼木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将纺纱效率提升15倍。1785年，工程师埃地蒙特·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将工作效率提高了40倍。传统的手工业逐步解体，被机械化大生产所取代。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纺织业对动力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本仅仅用于矿山抽水的蒸汽机经过改良后被用于纺织业——1784年英国建立了第一座蒸汽纺纱厂。随后，蒸汽机又被应用于冶金工业、铁路运输、蒸汽船等领域。

到了1825年，英国已有蒸汽机1．5万台（37．5万马力），从矿山到工厂，从陆地到海洋。至此，英国不仅在纺织业基本摆脱了传统手工业的桎梏，实现机械化，还在交通、冶金等诸多领域实现了机器对人的替代。至185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9％，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21％。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基础，才使得19世纪红衫军打遍世界无敌手，而这些物质保障也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基石。

很快，英国的工业革命就辐射至其他西方国家。其中，德国因强大的工业实力具备挑战旧有国际秩序的能力，美苏则因强大的工业奠定战后国际新秩序。二战后，美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8．7％；苏联占世界工业生产的17．6％；德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13．2％；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9．2％；法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而中国仅占世界工业生产的0．3％。

兴也工业，衰也工业

工业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国家中却出现了“去工业化”的浪潮。

其中，去工业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工业资本大量流入第三产业为特征的去工业化形式；第二种类型则是以工业资本向其它国家转移为特征的去工业化形式。此外，第二种去工业化的类型中又包含了不同的形式，并对出现去工业化现象的发达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

然而，兴也工业，衰也工业。尽管西方国家的这些举措曾经一度被视为明智之举，但事到如今，“去工业化”已危害尽显。

在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中，从工业转移出来的人口进入服务业，而作为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服务业，却也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前者主要包括金融、会计、法律、医疗、教育等需要专业知识的服务业岗位，收入较高，却就业岗位少。

而低端服务业则大多不需要多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门槛低，但收入偏低。而社会的中间阶层——蓝领工人则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消亡，其结果就是加速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筑起藩篱，激化了阶级矛盾。于是，随着“去工业化”，大批工人失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当工业资本向其它国家转移时，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由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将大量高端制造业转移向了德日韩等地区，而从九十年代开始又把基础制造业大规模移向了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英美等国的国内呈现出产业空心化的特征，出现了彻底的去工业化现象。

缺乏工业支撑将导致国家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比如，过去的日不落帝国，到本世纪初，服务业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到了70％，英国经济实现了由生产型到服务型的根本转变。

恰在这时，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遥相呼应，英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当英国房地产业进入泡沫阶段时，一方面，本来英国工业是英国金融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和客户，但随着英国工业的不断萎缩，英国金融业就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发展本国的房地产和购买美国次贷债券，助长了本国及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另一方面，在泡沫破裂前，英国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又从房地产业泡沫迅速膨胀中得益最多，于是出现了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共同繁荣”的“双赢”局面。

然而，英、美两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形势急转直下，英国金融业受到本国房贷坏帐和美国次贷的双重夹击，损失惨重。原本被视为“就业蓄水池”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受到重创，成了失业重灾区。规模偏小的英国工业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失业者，使英国失业率急剧上升。

随着英国失业率大幅攀升特别是金融业、房地产高薪白领精英的大批失业，这又对英国零售业、旅游业、餐饮业等其它服务业产生连锁冲击。“去工业化”给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于是各个国家为挽救工业化的颓势，进行的“再工业化”。

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

中国的发展也遵循着“工业兴，国家兴”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我国已经存在一定比重的工业经济，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

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仅为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7．6％。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3．2％。此后，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工业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市场配置资源范围快速扩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得到矫正，经济主体实现多元化，我国工业化发展路径转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

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畸轻畸重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20世纪90年代，轻工业和重工业开始均衡发展；2000年以后，随着比较优势变化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加强，重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再次快于轻工业，产业结构更加稳健、均衡。

2000年至今，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和高铁联网开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等瓶颈，这也是重工业领域实现对冶金、钢铁、矿产、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化工材料等的规模化大生产。

换言之，受到了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交通工具等产品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泥、化纤等生产和技术迎来了高峰。这一时期共有400多万公里现代公路建成通车，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

然而，就在中国经济不断向好的情况下，去工业化趋势也开始浮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农业国快速发展成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农业占GDP比重稳步下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7．7％下降至2018年的7．2％，40年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则持续升高，从1978年的24．6％提高到2018年的52．2％，提高了27．6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基本保持在40％－48％的区间。然而，从2011年开始，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就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从2011年的46．5％下降至2016年的40．1％，5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

从第二产业内部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从2006的42％下降至2018年的33．9％，累计下降8．1个百分点。其中，2011－2016年下降较为明显，5年累计下降6．5个百分点，工业同第二产业基本保持了相同的变动趋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波动下降，从2006年的32．5％下降至2017年的29．3％，其中2011－2016年快速下降31个百分点。

从就业比重看，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7．3％波动上升至2012年的30．3％，此后下降至2018年的27．6％，进入“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下行通道。

与此同时，我国自“十二五”以来，服务业占比则明显提升。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8年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522％，2011－2018年累计提升9．2个百分点，年均提升超过1个百分点。其中，仅“十二五”期间就提升7．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以2012年为时间节点，无论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还是从工业和制造业就业比重看，我国都已经出现了或深或浅的“去工业化”现象，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传统经济理论表明，一个国家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工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过早“去工业化”，就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反而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陷阱。

事实上，“去工业化”无可避免，这是经济结构演变的正常轨迹，因为工业比重在达到预期顶点之后会出现正常下降的过程。但一国去工业化的核心，则需要在工业技术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上，使劳动力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工业产出份额的大幅下降。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主要去的是工业的就业份额，而并非是产出份额。这一过程由消费结构变化与工业技术提升等因素触发，并在人均GDP达到一个较高水平时开始。英美的彻底去工业化带来了伤害，带来了产业空心化，但德日等国高端制造业的保留与适度的去工业化，却也为其带来了发展。

与此相反，在工业市场存量竞争与全球化的压力下，诸多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不匹配、人均GDP较低时，开始了过早去工业化。由于工业部门是一国实现增长的主要引擎，这不仅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捷径”，反而可能掉入损伤潜在增长率的“陷阱”。

从行业间生产率差别的角度出发，服务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创造就业的主要拉动力实质上是一个低生产率部门代替高生产率部门的过程。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每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产出约为11．1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服务业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为9．3万元，大约是第二产业的83％左右。

然而，许多关于服务业的观点往往仅看到了同样的产出条件下，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比第二产业更多，却忽视了同样一个劳动力，在服务业所能创造的价值仅为其在第二产业就业的80％。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建议稿还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显然，“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适时的政策纠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也表示，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要从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工业化。

这需要坚持实施深度工业化战略，通过实施“卡脖子”技术突破八大工程，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工业化向高级阶段迈进，实现由简单加工到复杂制造，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利用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

从以要素投入驱动工业规模扩张和比重提升的扩张型工业化，到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的工业化，依靠创新驱动来提高质量和竞争力，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升工业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展望2021年，随着“十四五”规划落地实施和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对于产业政策的安排也将渐次铺开——包括充分发挥优势部门潜力，提升整体生产效率，通过工业自主带动服务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更多的具体产业规划将逐步微观化，中国也将真正进入“提质”阶段。

四、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矛盾主要体现在？

人类在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以来之后，人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了自然资源之上。

人类在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之后，人类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于此同时，人类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因为如此人类与自然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显现。

五、全球环境治理面临挑战 什么使全球环境步履艰难？

全球环境治理面临挑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治理环境问题的矛盾，发达国家已经工业化几百年，对环境污染已经造成了损害。

发展中国家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面临着人口与经济的发展问题。所以这两者的态度不同，使全球环境治理步履艰难。

六、中国推行物流现代化物流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会？

第一，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带来物流市场的广阔前景。

未来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物流需求增量和物流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同时，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的水平、心理、方式和结构的变化，要求物流发展更加注重效率、特色、个性和人性，基于更高时间和空间价值的物流需求会越来越大。保守估计，2020、2030年电子商务产生的日快递量将分别突破2000万和4000万件。

第二，城镇化和区域增长新格局对物流空间分布、效率、获得性等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正经历着大规模的城镇化，推动着物流活动集中于城市群、城市带、大中小城市和城际间，激增的物流量、机动车量以及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道路安全等，迫切需要提升城市内、城际间物流效率，构建集成式城市物流配送体系。

第三，全球化纵深和开放新格局推动物流市场深刻调整。

全球化推动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日益加深。短期内，受欧美经济疲弱的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会有所放缓，与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会成为新的亮点，贸易格局的变化带动国际物流活动此消彼长。中长期看，我国国际贸易仍将有相对较高增长，带动我国国际物流继续高速发展。

跨国物流企业将深度渗透我国的传统物流领域。由于国际经济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随着我国物流企业走向世界，国际贸易摩擦和各种形式的壁垒有可能增加。

第四，新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促进物流业升级。

交通运输、物流、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在孕育新的技术突破，新材料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物联网、下一代信息技术等将在物流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电子商务、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将与物流业深度融合，这些都对物流业升级带来重大促进作用。未来物流技术创新将反映安全、快速、大型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人性化、精细化、绿色化和节能化等时代性特点。

第五，可持续发展和要素成本上升等驱动物流发展转型。

未来一二十年，我国物流能源消耗仍处于快速增长期，对液体燃料的需求将大幅增加。由于物流企业运营成本的提高，加之服务价格偏低、融资环境不佳等影响，传统物流运作模式难以为继，面临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要求。

第六，应急和民生物流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我国自然环境和气候复杂多样，自然生态灾害严重。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突发性事故发生几率将会加大，应急物流体系建设十分迫切。

七、2021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越来越迅速，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环境问题，也使得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八、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有哪些2020？

2020年，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挑战。首先是气候变化，由于过度工业化和能源消耗，地球正面临着极端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崩溃等威胁。

其次是全球卫生危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人类健康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此外，贫困、饥饿、不平等、难民危机等问题也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存在。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全球合作，包括加强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经济转型、加大卫生保健投资、促进社会公正和包容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