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壳枪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

驳壳枪是何时进入中国的？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说法认为它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流落到中国的白俄军人带进来的；也有说法认为早在晚清时驳壳枪就已被中国人少量使用，并参与了辛亥革命。据官方史料记载，至少在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官方的交易记录中就出现了驳壳枪，当年9月，中国政府（北洋政府）陆军部与德商礼和洋行签约，购买“自来得毛瑟手枪”200杆，连同500发子弹和全套附件。

当时，每把驳壳枪的卖价高达足银58两，可谓价格不菲。而根据德文“自动装填”一词而音译的“自来得”三个字，也成了毛瑟手枪在中国官方首次使用的名称。在当时的欧美，一支手枪的单价通常只在几美元左右，而一支毛瑟手枪的价格却高达25美元（相当于现在上千美元），价格过高是它始终无法被各国军队大量采用的主要原因。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富裕的列强因其买价太高而不予采购，而贫弱的中国反而成为其最大的买主呢？

长期以来国内外普遍认为，驳壳枪之所以在中国大行其道，与当时欧美各国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有关。1921年11月，美、法、日、中、意等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除了在限制各国海军吨位的决议上达成共识之外，也决议对当时军阀混战中的中国实行武器禁运。由于手枪不在禁运名单中，而驳壳枪与当时其它手枪比起来，具有威力大、装弹多、用途广（和木匣组合起来相当于微型冲锋枪）等优势，故而备受中国各大军阀的青睐。

不过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武器禁运之说完全不符合实情。诚然，各国对中国军火禁运之事的确属实，但其可行性却要大打折扣。军阀时代的中国，只要有资金，爱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以奉系军阀为例，财大气粗的张作霖连整个兵工厂、炮厂都可以买得到，他儿子张学良还拿着奉军先进装备到处送人。如果说禁运对中国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导致卖入中国军火的价格比一般国际市场上要高。

驳壳枪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如此流行，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它属于大型手枪，给人威力巨大的感觉。“当时中国没有人探讨制止力、枪口能量、终极能量等课题，比较其它的各型手枪，尤其是口袋型手枪，直觉上驳壳枪就让人认为是一种威力十足的武器，足以信赖，别名就称‘盒子炮’，而不是枪而已。”其次，当时的手枪、步枪的装弹量都在8发以内，而驳壳枪一次可装10发子弹，加上威力比同类手枪大得多，将枪匣组合起来完全可以当成一把微型冲锋枪使用。同时，驳壳枪尺寸比普通手枪大得多，对于当时低级军官或地方豪强而言，挂一把在身上也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毛瑟厂未曾想到，当这款毛瑟军用手枪因价格过高而无法大批量销往欧美各国时，东方贫弱的中国却成了它最大的买家。之后在这片土地上爆发的直皖战争、直奉大战、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国共内战乃至抗日战争中，驳壳枪无一缺席，中国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驳壳枪之国”。

国内外出现大量“山寨版”

由于毛瑟军用手枪在中国广受欢迎，这个市场很快引起了其他军火商们的注意，各种“山寨产品”应运而生。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南北皆弥漫着内战硝烟之时，西班牙的各军火厂便相继推出了他们的“山寨版”驳壳枪，其中以波依斯特兄弟于1925年设计的“皇家牌”驳壳枪最为著名。与德国毛瑟厂原版相比，西班牙版的价格较低，质量也不错，故成为中国军阀们的另一种选择。直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西造“驳壳枪”对中国的出口才基本终止。

除了西班牙的“洋山寨”之外，驳壳枪在国内也出现了不少“土山寨”，例如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在1928年仿造驳壳枪制出的“十七（年）式手枪”，每年平均生产量达到2000支，总产量超过1万支。此外，在当时国内比较著名的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太原兵工厂、重庆兵工厂等，也都仿制过毛瑟军用手枪。

随着驳壳枪愈发流行，不少小型兵工厂也纷纷加入“山寨大军”，不过这些小作坊做出的“山寨货”除外形与驳壳枪一样之外，其质量、性能皆无保证，通常打几枪就哑火。不过小作坊的山寨货倒是土匪或“保险队”这类地方武装的首选，以低廉的价格买一支来挂在身上招摇过市，足以唬人，其威慑作用远高于实战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蒋介石指挥的嫡系中央军，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或是各地实力派人物麾下的地方军，无一不以驳壳枪为军中必要之装备。早在1932年，中央军部队已经开始普遍配发这一武器。据《抗战机密档》一书记载：“按民国21年（1932年）整编师的编制，每个步兵连有12支驳壳枪，不足够配发到步兵班班长……中级官以下配驳壳枪、中级官以上配自卫手枪。中级由这个编制表来看即是营长以下的军官……就以步兵连而言，军官一共有连长、副连长、特务长、排长（3名）、副排长（3名），即已经9名，如果加上3名上士排副，正好是12把驳壳枪。”

抗日战争中，国军阵亡率最高的就是中下级军官。因为这场战争是在中国尚未完成足够充分备战的情况下爆发的，许多士兵甚至连枪都不会使便被匆匆送上战场，作为军校出身或稍有实战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必然要为新兵作出表率，提高部队士气，往往在战斗中带头冲锋，因而也最容易牺牲。1937年淞沪会战中死守宝山殉国的姚子青营长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不过，这些冲锋陷阵的下级军官们也让手中的驳壳枪有了用武之地，驳壳枪当时有“十响”和“二十响”两种弹夹，若与木盒组装，再装上“二十响”弹夹，在近战中的效果不亚于后来的远征军装备的卡宾枪。在淞沪会战中，配属驳壳枪的国军官兵组成“手枪队”，与日军展开逐街逐屋的巷战，给擅长拼刺肉搏的日军造成不少伤亡。

在1939年的桂南会战中，桂军的敢死队因无冲锋枪可用，也以具有装弹多、火力强等优点的驳壳枪作为替代品，在冲锋中击毙了大批日军。中国军人手中的驳壳枪甚至给不少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恐惧的记忆。据日本老兵东史郎回忆，在一次与中国军队的遭遇战中，一名中国军官凭着手中的驳壳枪竟然一连击毙了12名日军。